陈封怀教授和王秋圃教授是武汉植物园的两位元老，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老教授，是我永远难忘的启蒙老师。196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植物园，当时觉得植物园没有其他研究所好。因此心里闷闷不乐。后来听了陈封怀主任大会小会上讲：“我们不仅要把植物园办成有优良的园林外貌，而且要办成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引种驯化这几个字，人人都认识，但不是个个都能深刻理解到引种驯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英国的Q园研究出世界闻名的“植物分类系统”，苏联的***植物园用鹅冠草和小麦杂交，创造出举世闻名的远缘杂交小麦品种。研究原子弹很重要，但不能全国的人都去研究原子弹啊！植物资源的植物引种驯化跟人们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我们要去认识植物，了解植物资源和它们生存环境，进行引种栽培和驯化，使之造福人类。难道这还不重要？！你们年青人刚进科学院大门，从现在起就要安下心来，埋头苦学、苦练、苦干十年以上的。我们不仅要加强各引种栽培组，还要加强新建立的生理实验室，植化实验室、植保实验室、土化实验室和良种选育组。要建立一支具有良好学科基础、良好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的科研队伍。围绕引种驯化的难题进行多学科协作攻关。”陈主任还几次招集我们土化室的几们同志开会，开导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植物园建土化室不是要你们去承担全国或全省的土壤普查，而是要你们与引咱驯化组配合，跟 他们协调攻关。”陈老的惇惇教导，加上王秋圃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茅塞顿开，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
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省科协组织省特产处，武汉大学生物系，华师生物系，省药检所，中原制药厂和我们武汉植物园等单位，组成调查队，时行“鄂西中药材生产考察”。虽然我园派出的人数最多，但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在调查中我们不敢多发言，但听汇报做笔记最认真；采样品、采标本、提问题，个别访问最多，令考察人里的老教授、老先生及当地的干部群众很满意。后来省科协专门出版了一本《鄂西中药材生产考察报告》一书，该书都是我园几们年青人写的“专题报告”。王秋圃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的说“陈老的做法见效了。” 王秋圃先生一生都是按照陈老办园的宗旨，一心扑在“培养年青一代”的事业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我国油橄榄项目上马。王秋圃先生将他在南京植物研究多年的“植物扦插繁殖技术”全判端出，交给木本粮油组的年表人武显维，夏建华等同志，并一丝不苟地教他们进行油橄榄扦插繁殖，使我园当时的油橄榄研究闻名全省和全国。可王先生当时一点也不表露，此项技术是他提供的。湖北省全省油橄榄试点课题是王秋圃先生偕同武显维和黄国振设计，全栽培同志参加的大课题。经过两叁年后，课题结束了，但试种的任务并未结束。因此研究室又给我开设了一个“湖北省油橄榄宜林地区划研究”课题。以我为主，全室配合，时行全省油橄榄生态适应性调查的同时，对全省几个有性的试点巡回观察、测量及栽培技术指导交给我具体执行。我记得每次出差回来王先生都要详细询问各试点生长情况。试验中发现巴东三峡林场的油橄榄生长发育良好，开花结实的树很多，有许多高产优株典型，又无冻害。王先生得知后非常高兴，要我写一篇论文报导出去，并把他手头上的“贺善安关于油橄榄宜林地资料”给我参考，并教我如何写作。文章写好后，我觉得应该署上王先生的名字。可是他并不同意，他说“自己未具体参加，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好。就在驻脚注一下“得到王秋圃的指导就行了”。他说“只要你们的文章能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科研水平得了提高，我就满意了”。王先生的优秀品格和师长风范，让我敬佩，难以忘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们植物所的科研要走上正轨，各研究室，各课题姐的科研人员要定方面。科研人员要向自己的室主任报告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室主任也要指导科研人员明确今后的打算和奋斗目标。王秋圃先生领导的栽培室（植物园）的学科组较多，科研人员也较多。每人谈两小时也要一星期才有谈得完。况且人人都想多谈一会儿，想谈深谈透一些。可是王先生当时身患肝炎已经发展到肝硬化的阶段。但他此时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顾及自己体力难支。记得在一个星期六下班的时候，我在集体宿舍旁的球场上跳绳，在有在远处传话过来：“快去喊一下王先生，班车要开了。”我连忙跑去推开他休息室的门，只见他疲惫地半躺在桌边的藤椅上，都听不见我喊他。当时的我见他脸色不好，不仅嘴唇发紫，而且整个脸都发紫了。他这们说：“没有办法，在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们人人都想跟我多谈一谈。我怎能顾自己，推托不谈或少谈一些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他住院的铁路医院看望他。我当时不知道他已处在病危阶段。我给他讲了一些植物所近来的情况，他的精神一下子变得很好，变得很高兴。还不断问这问那。一点也看不出他处于病危。谈了一会儿，我担心谈久了会影响他的身体，要跟他告别。可以王先生不让我走，在旁边的尹老师（王先生夫人）说：“他要你多谈一会儿就多谈一会吧！他看到所里来的同志就是非常高兴。”我告诉他“下星期我要到四湖地区去开工作会议，开完会就在试验区落实好今年的任务。”王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好好地干，很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课题，是国四化建设服务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一定要搞出名堂来。” 我没有想到，就在我出差尚未返回期间，王秋圃先生，我们敬爱的老师就跟我们永别了。 悲伤之余我只有牢记老师的教诲，将“四湖湿地开发利用课题”做好及将自己当年尚未完成的“油橄榄宜林地问题”的研究在任何情总下都要继续下去。才能不辜负王秋圃等老一辈生前以我的嘱咐和期望。
陈卓良
2016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