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吗？虽然已经过去一天，这个消息始终象是云里雾里，模模糊糊，总抱着万一的侥幸，但是心里越来越频繁涌起的一股股莫名的悲伤越来越真实地提醒我，那个可爱的胖胖是真的走了。 

　　跟钟扬认识很早，大三时（86年）受陈家宽教授《普通生态学》的影响，喜欢上了分类、系统、进化、生态等宏观生物学。那时陈教授还在武大求学，我就去帮忙做点杂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生实习。陈教授当时正在跟钟扬、黄德四一起，把数量分类这一当时正兴起的技术应用到他的博士论文中。我就这样认识了钟扬，开始了我们持续一生的交往与友谊。因为这样的经历，钟扬和陈家宽二人成了我毕业实习的导师，所做工作成了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学术论文。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我研究生毕业也就没有丝毫犹豫就来到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那时的武汉植物研究所只有一条通往鲁巷的公交线路59路，近1个小时一班，晚上7点收班。1991年3月31日是报到的日子，从此跟钟扬、黄德四开始了在实验楼一楼最边上一间办公室共事近10年的历程。而如今陈家宽教授已年逾古稀。 

　　钟扬刚到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时，担任过湖北省植物学会的秘书，在他担任秘书期间是省植物学会活动最为丰富的几年。武汉植物研究所承办的植物系统与进化青年研讨会是我参加的几届中最令人难忘的。这次会议上的许多事情仍然在圈子里津津乐道，也许有些参与者还保留着印有银杏叶的T恤文化衫，这件文化衫是钟扬设计、找公司制作的。钟扬也协助《武汉植物学研究》（现《植物科学学报》）的出版印刷工作，跑印刷厂、校样，样样工作乐此不疲，这也培养的钟扬对文字编辑质量的敏感性。要知道当时没有这么方便的计算机和程序，可以随意修改与编辑，当时印刷用的是铅排，需要排字工人把活字一个个挑出排版，印刷出来就是所谓校样。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大大解放了印刷，但是刚开始时也有烦恼，很多专业字词没有计算机字体。能做的就是在硫酸纸印张出来后，把缺的字自己写好贴在硫酸纸样张的缺字处，这件事钟扬出力尤多，谁让他写的一手好字！也许在我办公室的一些故纸堆里还能找到钟扬的一些手迹，可是我还有勇气翻找吗？ 

　　钟扬是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是亲力亲为。因为他的专业背景，走上生物学、植物学研究道路对他尤其艰辛，无形的阻碍对他早期的科研限制尤多。钟扬的勤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办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的亮灯处。加入钟扬的小组，短短数年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两本书的封面上，也是目前仅有的两本书，而钟扬无论是在复旦还是在西藏工作，除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外，不断出版的图书见证着钟扬持续不断的努力。钟扬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从一个生物学的门外汉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没有人否认钟扬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 

　　钟扬思维敏捷，深厚扎实的数学功底使得他在经验性的生命科学中总能发现新的角度与问题。数量分类和分支分类方法在水生植物的应用应该是钟扬与陈家宽教授在国内首创，我有幸与这个集体一同工作，很早也把多元统计技术应用与水生植物的研究中。那些年，不同数学方法的比较评价、如何实现等是我们科研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付费的软件都是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是一段躁动、喧闹但充满欢乐的日子，无论是在文献中发现一些低级错误，还是解决了数学方法或者编程中的一个问题都会为我们这个小组带来很多欢乐。钟扬离开到复旦工作后，这样惬意的科研也宣告终止。虽然我跟钟扬的科研领域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科学问题的讨论仍会是我们见面时的主要活动。记得钟扬获得杰青资助那一年，我到青海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机场的路上他得到了杰青通过的消息，我们就在机场简单庆贺了一下，简餐中说起全球变化这一热点，钟扬说他认为并且能找到全球变化的分子证据，我跟他说，水生植物也许是个最好的对象。今年8月，我跟钟扬在电话中就这一我们一直放在心上的问题做了简短交流，说起了我们发现的一些有趣材料可能为这个想法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约好在10月份找时间一起深入讨论一下。可惜，这次讨论永远不会再有了。要是当初约定时间更早点该多好，也许一切都是另一个版本。 

　　钟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玩的一手好桥牌，是当时武汉植物所的主力队员，管理园艺中心时在东湖边挖了沙滩排球场，尤其是夏天成了所里年轻人的最爱，打完球顺便到东湖泡泡真是个享受。钟扬写得一首好词，有一年植物所的歌唱表演所有歌词都是钟扬所写，而作曲是王有为，现在武汉大学的药学院教授！这些歌曲都与植物和植物研究有关，没有对植物学的热爱是不可能写出的。我尤其佩服钟扬烧的一手好菜，并且手脚麻利，他是我认识的科研工作者中烧菜水平最高的，没有之一，应该有专业厨师的水平,单身时没少到他家混吃混喝。去年在西藏，他还用一锅冒菜在他藏大的居所招待了大家。其实钟扬在武汉工作期间，为植物园的开放搞活、科普宣传迈出了第一步。不少同龄人现在一起聊天时还会说起当初武汉园的烧烤，就是钟扬带领几个人在东湖边搞起来的，夏天过来吃过的人基本都有在东湖边吃烧烤有喝下满湖啤酒的豪情。 

　　钟扬写的一手好字，喜欢用蘸水钢笔，不过写字很用力，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按他夫人张晓艳的说法，钟扬写字不是用笔，是在吃笔，一支新钢笔没多久就要更换笔尖。钟扬知识兴趣广泛，涉猎众多，记忆力超强，文笔很好，这从他众多的博客、专栏中可见一斑。其实第一次认识到钟扬的文笔功力是我们合作编译《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本书。当完成后请陈家宽教授写序时，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虽不能说信、达、雅，也已是译作中难得了。文本的定稿都是钟扬一句句推敲的，送到出版社的稿件也是他一字一字誊写的。很多第一次见钟扬的人都会佩服他出众的口才，有钟扬在的聚会永远都不会冷场！这个能力为他的课堂授课、科普宣传增加了无限的魅力。 

　　钟扬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中都有他的朋友。他入选长江学者到藏大的第一天，一句“很荣幸来到世界最高学府工作”拉近了他跟西藏的心理距离；他在西藏这些年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地道的藏民。我们经常说他，穿起藏袍，进布达拉宫不用预约不用买票，走藏族通道即可。没有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热爱，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把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建设得如此有声有色，进入了“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世界分布海拔最高的拟南芥的发现是世界屋脊给予钟扬的褒奖，也是钟扬带给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珍贵礼物。 

　　钟扬第一次出国，是到密西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导师John Beman教授看过他的简历，第一次见面时问他，为什么选择分类系统学这样的传统学科?钟扬的回答让老人开怀：在我知道的生物学家中，植物分类学家是一群高寿的群体。可惜天妒英才，钟扬已经进入了这个群体，为什么要如此？ 

　　跟钟扬共事的15年中，真正一起做的野外工作只有一次，就是去斧头湖的水生植被调查，钟扬对湖区人早春的湖鲜野菜茭笋赞不绝口。这个调查除了学术论文外，还以一个科普文章的形式出现在《植物杂志》上。钟扬到复旦、藏大工作后，我们还共同参加了一次西藏尼洋河流域水环境与水生态的调查。实际上2007年有过一次再次共事的机会，是如此的接近，只可惜没有实现。回想起来，如果当时钟扬再回来工作，现在的他、我们、还有他一直挂怀的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子？ 

　　钟扬到复旦工作后，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有一次聊到这件事时，他说中国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他希望在退休前至少为每个民族都培养1名研究生。就我的了解，即使钟扬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他也许已经是培养少数民族研究生最多的导师。 

　　在我的感受中，钟扬就象一个孤独的行者，无论外界如何，他始终向着自己的理想匆匆而行。在外人看来，他已经走在了成功的康庄大道上，只需时间流逝，一切收获都会自然而然到来。不过我却知道，钟扬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我认识他起，他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状态。只是在昨天，钟扬终于可以休息了。 

　　种子已经找到，已经发芽，结实也就可待了。 

　　红尘中痛失一行者，天国里长生一圣徒！一路走好！ 

　　刚刚窗外还是一弯明月，怎么突然下起雨了？ 

　　李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夜于磨山